东北老房子

flysnow · 发表于 2021-7-23 08:4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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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我记事的时候，我家还是在一座老房子住着，那房子陈旧不堪，土坯为墙，木檩结构，茅草覆顶，是姥爷甚至姥爷之前那一代人建成的，很有些年头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祖上传下来的，但从我记得起，这房子就很破，又老，黑乎乎的，就算是阳光明媚的日子，屋里也是阴阴的。老房子门口向南，有三大间，左右是住人的，中间是做饭的灶和做一些杂事的地方，我家住西边的这一半，一间半的地方，东边的一间半住的是一个远房的舅家，我叫大舅的，至于为什么是两家分住这三间房子，我就不知道了，也许是在老一辈子分下来的，也许是他家买了一半来住的，反正我记得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了。

   老房子所在地是个满族自治镇，在镇东北方向上，属于一个不算很大的生产队，大概有百十户人家，从南向北稀疏的分布镇子的东面。老房子面南背北，在二队靠北的位置上，西面被一圈高大的榆树围着，每到春天的时候，五月份左右，树上就结了很多榆钱，层层叠叠的，绿的诱人，我们就时常不顾危险，攀爬着上去摘着吃，或者用竹竿绑了铁钩子，高高的竖起来，将较低的榆钱绞断了，掉到地上，捡着吃，榆钱越是个大的越是香甜，有时候甚至能吃个半饱，现在说就是纯天然绿色食品，有没有营养不知道，反正小时候是没少吃。榆树外面是一条铁路，是通向当地驻军的——在小镇的东面是一个军用机场，是训练战斗飞行员的，建设在起伏好几十里的小山里——用来运送一些物资什么的，时常有一列黑乎乎的铁皮车呼啸而过或安静的停在铁轨上，好几天都一动不动，就成了我们当时玩耍的好地方。把火车的刹车皮外面的铅封剪下来做为钓鱼的铅坠用是极好的材料，在那个玩具稀缺的时代，拥有几个完整的铅封也是值得炫耀的，所以，遇到这样的机会，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总会把所有的铅封都拆下来，收藏备用。那时候的火车箱还是比较落后，都有个气罐，应该是用于火车刹车用的，只要有火车停下不动，我们就挨个给气罐放气，听着呲呲的放气声由大到小，从有到无，成就感极大，也因而乐此不疲，每节车箱在停靠一段时间之后，总不会完整无缺的离开，少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，也从来没人就此找我们的麻烦。再有就是听到要过火车了，提前把钉子之类的东西放在铁轨上，火车过去后，钉子被压成薄薄的铁皮，再简单加工一下就成了一把小刀，或者一支小箭，也成为向小伙伴炫耀的好东西，比较危险的是在铁轨上放石头，虽然对火车的安全不会造成什么影响，但崩起来打到了人还是很麻烦的事，尝试了几次就被发现而且被严厉的禁止了。这条铁路是我上小学时的必经之路，前后走了有六年的时间，每次出门，大人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要注意安全，让姐姐们看着我，好在，那些年之中并没遇到什么过于危险的情形，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如遇到有火车经过，则山摇地动的感觉，时间长了适应了，倒连醒都不醒了。这条铁路现在还有，至于用不用倒不清楚了。

   老房的南面是一个长院子，中间用矮树枝隔离开，分成了两家进出的通道，出了院门有一条东西的路，过了路则是一个小水坑，时常有点水，成了附近鸭子鹅的专属池塘，夏天雨后就成了它们的乐园，鸣叫冲天，喧嚣不已，水像开了锅似的沸腾着，也就越发的混浊不堪。在小水坑的东面有一口井，哪年凿的却不知道了，井很深，井口是木质四方的，是用四根松树枕木做成的，黝黑结实，井口以下是层叠压实的松木，也一样的粗实，从井口探望下去，借着天光可以看到一幽水面，喊一嗓子，发出翁翁的回声出来。井口以上就是辘轳，一根长长的，一头绑着一个水桶的绳子就固定在辘轳上，反着转就把桶下到水里，正着转就把水提上来，这是个技术和力气相配合的活，一般的成年男人都要学会这个，女人则并不需要去提水，孩子更是不能靠近的。这井是周围几十户人家的水源，平时打了水，井口会用木板盖好，上面压上石头，防止有人掉下去，冬天的时候，滴水成冰，不用多少时日，井口的周围就都是白花花的冰，给打水的人带来危险，村民们就会用铁穿子把冰一层层的凿掉，小心翼翼地。在我们搬了新家以后，在自家院子里有新打的压井，既安全又方便，以后更多人家也有这样的井以后，那口老井就慢慢废弃掉了，最终被填埋死了，上面还是压着几块大石头，证明这个地方曾经与别的地方不同。

   老房子的北面是一大片菜地，也是在中间一分为二，两家分着用，但大约都种着差不多的常见的菜，主要的是黄瓜、豆角、辣椒这些，正常来说足以满足日常吃用，菜长的丰盛的时候，还会有一些野果出现，我们叫甜星星的，分为黑绿两种颜色，黑的是熟透的，绿的熟了是黄色的，都很甜，小心的摘下一缸子，分享着吃下去，吃的舌头都是黑的或绿的，地头上也有几十颗樱桃树，从春天的发出粉色的芽苞到结出翠绿的小果子，再到变成红透酸甜的樱桃，这期间要历经差不多四五个月的时间，樱桃好吃树难栽，在东北樱桃树倒是比较普遍，家家的院里都四散着有些，自己吃也方便，要是种的多了，吃不了的还可以用报纸分着包了，然后五分钱一水杯的在街边卖，换一些零钱来。在菜地的北面是镇里的的屠宰场，主要是杀猪，屠宰场很大，用铁栏杆围着，有两扇铁大门，看进去很森然的样子，就进去过一次，还是在屠宰场倒闭以后，借着进去打鸟的机会看了看，里面有几排大大的厂房，透过破旧的窗户，看到厂房里面是一些锈迹斑斑的机器，估计是用来屠宰猪用的，厂房的四周有很多高大的树，很阴森的样子，就不敢多呆，逃跑一样的离开了。曾听说那里面出过一件怪事，一头猪脑袋砍掉了以后，杀猪的人去拿猪头的时候，那猪头突然张嘴把那人的手指头咬掉了，一群人都吓坏了，都说是报应，不过这大概算是猪临死前的报复才对。

   老房子的东面是几户邻居，然后是一条相对比较宽一点的沙石路，路再往东又是几家住户，然后是镇上的种子站。种子站是个国营单位，每年农民种地的种子都来自那里，种子站有个大大的院子，几排宽大的库房，还有三个水泥的晾晒场，大小不一。种子站的南面就是二队的主要居住地，一排排东北特色的土房子或砖土混建房静卧在黑土地上，连绵成一个村落，村落中间是一条条或宽或窄的路，把住户分隔成一排一排的，每一排东北话叫一趟街（读gai一声），一趟街就是一个小社会小群组，说起来谁家谁家，都说他在哪趟街住的，就都明了起来。那个时候，农村每家的格致都大体相同，都是前后院子，显得比较宽敞，经济条件好一点的还有院墙，安装上大门，相对就封闭一点，也有种上一排树墙的，中间再装上栅栏门，透光通风，也不错。

   在我家的老房子里，留下了很多的故事，这都是我亲历或后来听母亲说的。

   （一）抗击土匪。
   那个时候姥爷还年轻，大概四十几岁的样子，家里已经有几个长大的孩子，舅舅或是姨，当时社会动乱，百姓生活并不安稳，整天提心吊胆的，离镇子东面十几里地就是丘陵地带，层叠的小山丘继续向东绵延了几百里，在山里曾有几支土匪盘踞，人数也不多，大概十几个人一伙的样子，昼伏夜出，到处抢东西，抢钱，踩好了点，往往是傍晚或夜间杀上门来，抢了东西就跑，如果遇到抵抗也偶尔会杀人，但大多只谋财，也抢吃的。解放哈尔滨的时候，有名的双枪一支花就是在我们这一带出的名，曾带领着百十号土匪，与解放军打仗，后来战败丧命，就埋在我们当地，那些牺牲的解放军则安葬在镇上的烈士陵园里。
   我们那管土匪叫胡子，镇子周边的多个地方都被“胡子”盘踞着，离山越近的地方，被骚扰的越严重，所以，百姓都想办法搬家，搬到离山远一点的地方，相对安全点，镇子上一般来说是安全的，因为不远就有警察驻军啥的，所以胡子不大敢明目张胆的到镇上抢东西，但逼急了也偶尔抢上一次两次的。
   胡子基本不干什么好事，欺负百姓，抢东西，甚至杀人越货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肆虐数百年的东北胡子才终于消失了。姥姥家遭遇胡子就是一次偶然突发事件，因为当时家里也并不算殷实，虽然姥爷家的祖上是清朝的一个小官，但并没有多少东西传下来，后来传到母亲手里的好像只有几件银物件，也没什么好抢的，估计胡子也就是吃喝不上急了，一路冲到了镇上，对靠边的村子下了手，抢到啥算啥。大概是快要冷了的季节，下午快晚上的时候，家家都在做饭，姥爷听着村上忽然乱成一片，人喊孩子哭的，立刻意识到可能是有胡子进村来抢东西了，赶紧招呼姥姥和几个孩子进屋、关门关窗，姥爷拿着洋炮（一种东北自制的土枪）守在前门，姥姥和几个大点的孩子拿着菜刀榔头木棍之类的守着北窗，姥爷大喊着：不管咋地不能让他们进屋。胡子来的很快，几个穿着黑色大棉袄人的呼叫着，带着几杆破枪，大声的叫门，让把东西拿出来把钱拿出来，姥爷大吼着，顺着门往外开了一枪，胡子看到这家有枪，被吓了一跳，不敢过分逼近，分成了两队，两个人在门口守着，另外三个人想从北窗闯进来，结果一个胡子刚要破窗而入，姥姥的菜刀和几木棍带着风声呼啸而至，土匪被吓的一缩头，很麻利的又退了出去，他们冲了几次，愣是没冲进来。姥姥死守不退，以你死我亡的气势震慑住了胡子。双方僵持了一会，估计胡子觉得抢不到东西还有可能会受伤的，再加上时间长了，镇上的警察或部队听到了枪声很快就会出现，他们几个商量了一会，然后就跑掉了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，临走时把外面仓房里的东西抢走了一些。姥姥一家的坚守，愣没让胡子得逞，很是硬气，要是胡子真进了屋，后果可能就不堪设想。母亲亲历了这件事，后来和我们说，我们当故事一样的听，但想想当时的凶险，也是让人胆战心惊，后怕不已。
   胡子大多是被逼无奈生活无着的百姓，也有一些好吃懒做的无赖流氓和坏蛋，他们当中，劫富济贫的很少，很多都是抢了东西自用，被他们欺负的百姓不少，有些被欺负的百姓没办法也成帮结伙成了胡子，解放期间，很多胡子悄悄又转为了百姓，也有些因为手上有血债变成了悍匪，最后被抓到后公判枪毙的，结局大多都不好，那些躲在更深的山里的，幸存下来的好像也有，只不过最后都销声匿迹，烟消云散了，成为了东北历史上的一丝印迹。

   （二）日本兵
   关于老房子住过日本兵的事，实际能说的事也不多，年头应该是在日本侵占东三省以后，为了维护地方治安，在镇子上派了几个日本兵驻守，其中有2个日本兵就住在我们的老房子的下屋，也就是偏厦，东北都叫下屋，原来是放一些农具杂物的，日本兵决定住了以后，收拾干净，规置了能睡人的地方，再造了一个灶台，就算是驻点了，两个日本兵自己住，自己做饭，由于语言不通，也不与姥爷他们这一帮地方百姓交流，更没有什么交集，每天见了面就当没看见，互相忽视，日本人只是每天出去巡逻，吃饭，睡觉，维护地方的治安，也并不见他们打骂什么人，只是有他们在，地方倒是安静了不少，因为有那些可怕的传言在，任何想要生事的人都被吓住了，东北人虽然彪悍，但胆小怕事的百姓还是占多数，只求个平安罢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能吃上饭，过个安稳日子就好。
   两个日本兵驻扎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就不声不响的离开了，据母亲说是在晚上悄悄离开的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人已经不见了，只带走了他们自己的东西，屋子里也收拾的干净，没留下什么痕迹，就像从来没来过一样。

   （三）弟弟
   这是一件很悲伤的事。我原本是有个弟弟的，小我三岁，叫二果。二果从小聪明，用母亲的话来说就是比我有心眼的多，才会走路的时候就没少在我的手里骗去原本稀少宝贵的吃食，而我只会傻傻的笑，被糊弄的心安理得。二果会哄人，说话做事有些与小孩子不相趁的成熟，却总是可以把母亲和父亲哄的高兴。可他和我一样，从小身体就不太好，三天两头的闹病，往往是我们两个一块病起来，父亲和母亲就一人一个的抱着去找村上的赤脚医生或镇上的医院里，拿些药或打上针再一块回来。这些都是记事之前的，后来家人断续说了才知道。我记事不长时间之后，二果就去了，在我有限的清晰的记忆画面里，我和二果都躺在老房子南面的火炕上，我在炕梢，他在炕里，我看着他在我的身边无声无息的躺着，我也难受的不行，那是东北过去常见的叫出疹子的病，身上要是出来红点，也就是疹子能发出来，病就可以慢慢好起来，出不来，就会把毒留在身体里，高烧不止，最后往往是挺不过去的，因此而夭折的孩子不在少数，二果不幸就是其中之一。母亲后来说，二果要走的那天晚上，神智清醒的穿衣下地，找自己的鞋子，穿上后和母亲说，我要走了，母亲问他去哪，他却只是笑，然后晕迷不醒的倒在地上，母亲抱他放在炕上，他就再也没有醒来，也没再说一句话，第二天早上或许也可能是头天晚上，他悄悄走了。第二天的上午，我清醒的一瞬间，记住了那个至今也没有忘记的画面，他瘦小的身子安静的躺着，一动不动，睡的很沉很沉，我看着他想哭却哭不出来，高烧烧干了我身体里的水分，再一次的晕迷之后醒来，他就不见了。后来母亲说父亲和几个亲戚，用厚厚的被子包裹了他，用马车拉着，安葬在北面很远的一个地方了。后来长大后我去看过，那地方很荒芜，是一片杂草覆盖的空地，这一堆那一堆的都是石头土块，还有一些水洼间或其中，甚至变成了乱坟岗子，二果具体在哪里到底是无从寻找了，他来了世间一回，短短的几年，没有留下什么印记，甚至一块墓碑，如今连能记住的他的人都没有几个了，母亲每再提起他的时候，总说他是天上来的神仙，却投错了胎，要不然不能那么聪明懂事，也因此而不能在人间多做停留。我倒宁愿是这样的，这是可以给人安慰的不多的理由了吧，希望他再托生的时候选别样的平安的路吧。二果走了以后，父亲和母亲用最大的努力去忘掉悲伤，因为还有一个病中的我以及家里需要养活的其它人，他们没有时间悲伤，就又要奔忙在贫苦的生活之中了。
      我的疹子出来，病就慢慢好起来，而关于老房子风水不好的话题成为父母生活的心病了。后来得知，在姥姥这一生里，先后生育了十几个孩子，可最后留下来的只有母亲和大姨，五六个舅舅没有一个留下，都是几岁或十岁左右就都一病不起，最大的姨也不过活了20几岁，姥爷也在不到六十几岁的时候就早早的走了。在我记事时，母亲并没有直系的家人，大姨已早就因上学和家庭矛盾离开了家，此后基本断了音信，许多年后才恢复了联系。我有两个姐姐，虽然也体弱，但一直没大问题，到了我这，则每到过年之前必然生病，而且一病就要死要活的，连续好几年都是在年三十才出院回家，在最严重的时候离死亡不过一步之遥，幸好隔壁的大舅找了关系要了两支救命的药来，在死亡线上又把我拉了回来。为何会有如此不断的麻烦事，那个时候的人们并无力查清，只能相信鬼神之力，在我成了家里的独苗之后，为了能保住我，姥姥和母亲费尽了心思，打听了这样那样的办法，父亲更是决定盖新房换个地方住。这过程是艰辛困难的，在那个时候盖房，穷一家之力也难已办到，好在有些善良的亲戚帮助，要了一块地基，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，三间土坯房总算是盖起来了，但没有钱买玻璃，所有窗户都是用塑料布挡着的，挡风不挡寒，再过了一年，门窗齐全了以后，房子才算看起来能住人了。全家都搬到新房子以后，老房子属于我们的那半边就卖掉了，买它的是一对做小生意的夫妻，他们住进去后，和那个大舅家商量后，把老房子推倒重盖，还是三间的样子，只不过在中间彻底的分隔成了两户人家，然而他们住进去两年不到的时间，那家的男人就死掉了。
   老房子的风水之说，几十年以后，有人真给算过，据说是占了不好的位置，而这样的房子总是留女不留男，凶险的很。母亲说造成这样运势的两个可能，一是老房子的位置挨着铁路，没有回旋之地，像是山穷水尽了，二是在老房子的西面曾有一盘老石磨，废弃多年却没有搬动过，必然是压了活人的运势，不能翻身的。解决之道，除了搬家，并无他法，幸好父母最终的决定确实是搬家，要不然，我是不是能成为我会是一个大大的疑问。无疑，从某一方面来说，我是幸运的，在与无名的命运的抗争中存活了下来，只可惜那些在老房子中莫名离去的亲人们，要不然，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大家庭呢？可惜世事没有如果，只有因果的吧，信或者不信，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搬新家以后，倒是万事顺遂的，姥姥活到90岁高龄无病无灾的安然睡去，大姨如今87岁，母亲75岁，身体也都健康如常，祝福她们长寿安康。

   （四）神树
      东北有跳大神的，迷信的风气一直比较深厚，但也有一些你说不清道不明的事。
      小时候我是多病的，母亲后来说起的时候，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过年的时候我总在医院的，每到过小年前后，我总会得上一场大病，说是大病，其实现在看来也就是严重感冒、肺炎什么的，但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有限就成了大病，一病基本就是水米不进，晕迷不醒，吓的一家人够呛。只要是一病最起码得一个星期，往往就到了过年了，有时候年三十都不会好利索。那时候家里穷，生活尚且时时无着，年病更是难上加难，使得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人就非常紧张，一来是怕我再得病过不好年，二来怕过年准备的东西无由的浪费掉。这样的年大概过了有五六个吧，后来的一件事，让我至今都无法明白的事让我的生命从病痛中摆脱出来。
         那大概是在我六岁的时候发生的吧，是一个表姨家的姐姐结婚，母亲带我去参加喜事，路很远，要做火车，然后再倒汽车。出发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结果到了火车上我就大哭起来，（后来说是坐火车吓的）一发而不可收，整整哭了一路，大概有四五个小时，下车的时候，母亲说我的脸都绿了，本来以为到地方了，不哭了，结果还要坐汽车，然后我就接着哭，又哭了一个多小时，才算下车，然后在那里就一病不起，吃不下，喝点水吐的东西都是绿的。吓坏了母亲和表姨，后来表姨领着母亲和我去看一个老婆婆，那个婆婆是看虚症的，现在想来应该就是跳大神的吧。婆婆看了我的样子，告诉母亲说，孩子就是吓着了，还有点房子风水的原因，回去以后要找一颗树做干妈，如果明年开春的时候大树枯掉的话，那这孩子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大病了，要是不枯，那这个孩子早晚是保不住的。然后那个婆婆又包了些药给母亲，嘱咐了吃法就让我们回来了！吃了那个药，我倒是很快就好了，回来的时候一路上也没有再哭闹。回家以后，母亲把那个婆婆的话告诉了姥姥，姥姥就开始准备拜树做干妈的事，在老房子的南面就近的地方有一排高高的榆树，有几房高，长的高高大大的，姥姥挑了一颗看起来很粗壮的树，第二天，姥姥领着我和两个姐姐，带着红布条和酒，找到了那颗树，把红布条绑到树枝上，在树下面放上几个馒头，洒上一点酒，让我跪下叩了几个头，喊干妈，然后不回头的往家走，一路走还一路干妈干妈的念叨着，我很听说，也觉得很好玩，都照着做了，至于后面是不是还有其它的，我记不清楚了。
   也许是上天的顾佑，也许是姥姥和母亲的爱感动了上天，第二年春天，那颗被我认做干妈的树再也没有返绿，那是一排树中间的一颗，其它的树都发了新枝，唯独只有那一颗树枯死了，远远看上去很显眼。说也奇怪，那以后的年关时节，我果然也就再也没有发过很严重的要死要活的病来，偶有感冒发烧，也是吃了药就好了，拜那个婆婆所赐，用这个法子算是过了一道生命之中的坎，尤如泥潭之后的坦途了。这件事，现在想来也是不可思议。再以后，我们搬到了别处居住，离开了那个老房子，虽然感冒还是病痛，但却再也没有进过医院！
      感谢那个曾经化解我命运中坏运气的婆婆，感谢姥姥、母亲还有家人对我的爱，也许这才是我能顺利走到今天的原因。

   （五）战斗鸡
      小时候，母亲曾养过很多的家禽，鸡鸭鹅什么的，一方面是能下了蛋家里自己吃或者去换些买油盐的钱，一方面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也可以有些肉食，吃不起猪肉的时候，炖上一只大鹅也够一家人过年了。在母亲养活的家禽里，有一只大公鸡绝对是神兽级别的存在，凶猛异常，小时候还没未见端倪，长大了就变成了一只标准的战斗鸡，除了母亲，见人就啄，尤其是外人，要是有人来串门，只要进了南边的院子，它就像一只看家的狗，脖子上的毛炸开着，扇动两支有力的翅膀，忽忽的冲上去，一通猛啄，要是大人，踢上几脚，它吃了痛，会有所退缩，要是小孩子，直接吓哭，而且必须把人撵出院门外才算罢休。每有人来，必先唤出母亲把它先撵走，才最进门，甚至我们几个自家的孩子，它要是心情不爽，也不放过，我就有时候回家不最进院，叫母亲来开门才行。母亲是它唯一不啄的，是它心里认定的主人，母亲的话它听，别人就都是它天生的敌人，战斗就是了，成为了看家护院的好手。后来，越来越多的人被它啄伤或吓哭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母亲在过年的时候，将它正法，好好的给我们炖了一锅肉，那味道还真是鲜美。后来还养活过一群鹅，也是凶的很，来了外人，几只鹅一块上，直到把人撵出大门外才行，不让进门，大鹅的劲更大，叫声也大，完全可以顶替狗的作用。现在想来，它们可能就是本能的想看家护院，并没有伤人的意愿，只是它们确实太过于凶了，连自己家人都下的去嘴，所以才招至被炖的恶果，这也算是动物界跨界不成功的典型了吧。

   （六）邻居
      老房子的邻居是亲戚，和母亲是一个姓，算是个远房的舅舅，平时我们都叫大舅。
      大舅就在镇上的种子站上班，好像是一个副站长，算是个小领导，那个时候有个正式的工作是比较少见的，算是正八经的公家人，在社会上是高人一等的。大舅家的条件比我家要强的多，在我家常年粗粮的情况下，他们家就经常会有白面馒头和大米饭吃，因为共用中间做饭的地方，一到了饭时儿两家一块做饭的时候，他们家甚至有炒菜的肉香，那对于一年到头难得吃口肉的我们来说是一种无法抵抗的诱惑。为了避免大家难堪，这个时候，母亲往往就把我们几个都关在屋里写作业或哄着玩点游戏啥的，这是穷人不能突破的尊严底线，自己没有，也不能做出乞讨的姿态，这也是基本做人的道理，父母虽然并不言传，但身体力行之下，总会给我们以后的生活以正面的影响。
   大舅一家也是四个孩子，最小的和我二姐一样大，在我来说，都是哥姐。大舅母没有工作，在家做家务和种菜，照顾孩子，在我的印象里是个很和霭的女人，瘦小，身材也不高大，声音柔和，说话也不多，总是在家里忙这忙那的。他们家老大叫小风，大我很多，我在上小学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考学后出去工作了，单位就是著名的大庆油田，在那里成了家，他和大舅一家好像不怎么亲近，从离开家就很少回来，过年节的时候回来也是一个人，从来没见过一家子一起回来的。小风哥话少，在家的时候，见了我们家的都很客气，不管大人小孩子，也总是笑着打招呼，工作之后每次回来的时候，还会给姥姥买些小点心之类的，对他的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了，只记得他比较瘦，个子也并不算高。
   小风哥下面是华姐，和我大姐差不多大，中学毕业了以后，大舅把她安排在种子站上班，有了稳定的工作，找了一个在啤酒厂上班的成了家，结婚后搬出去住，就在我家新房子隔壁，做了很多年的邻居，他们家有台电视，黑白的那种，姐夫人也很好，胖胖的，和谒可亲，对我很好，我就常去他家看电视，打发了很多少年无聊的时光。姐夫在啤酒厂上班，又天生海量，据他说，晚上值班的时候，和同事一人一箱啤酒，就点花生米之类的小菜，半晚上全部喝掉，也因为这个有利条件，每到过年的时候，家里都会有一大桶原浆的啤酒，泛着酒花的啤酒闻起来很香，和瓶装的味道还真不一样，父亲总是很高兴，就让母亲去炒了菜，和姐夫小酌几杯。华姐性格随和，说话也总是很柔和，属于东北少见的软性格，从来不风风火火的，她对父母都极孝顺，在大舅和舅妈岁数大了以后，她是照顾最多的，时常回去老房子洗衣做饭的，尽了做女儿的孝心。在大舅和舅妈去世以后，又操心下面的弟弟和妹妹，负担也是很重的。华姐有个女儿，叫园园，培养到大学毕业，结婚工作了，在五常市里安了家，把华姐和妹夫都接过去照顾，母亲每回东北大姐家的时候，华姐和姐夫都要过去看望一下，母亲说，他们这些年的生活还算安逸，只是姐夫得过一次病，身体不那么好，长年要吃药了。华姐和我们家相处时间最长，联系最多，也是处的最好的，一直保持着亲戚间走动。如今华姐已年近六十，前几年也闹过一次病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偏瘫，行走上有点麻烦，好在影响不大，前几年回去参加外甥婚礼的时候，和华姐、姐夫还见了一面，除了老去的有些厉害，腿脚有些不便以外，见到我依然亲切如昨，在他们眼里，我还是当年那个时常到他们家蹭吃蹭喝的我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变过。
   华姐后面是二哥，大我六岁，小的时候和我玩过一段时间，我是他的小跟班，他有点大大咧咧的，说话口齿不清，外号叫二大舌头，从小不爱上学，但人活泛，手也巧，总是自己做一些弹弓、鸟笼子之类的东西，每到大雪的时候，就领着我出去挂鸟，我们一人提着两个高粱杆材料特制的翻笼，笼子里先放进去一只叫的比较欢的鸟，做为“诱饵”，再放进去些谷穗，然后把几个笼子放在雪地上，路过的鸟听到诱饵鸟叫，再看到有吃食，就落下来，如果踩在了翻板上，就掉进了笼子里，类似鱼进了迷魂阵一般，再也出不来了。每次出去总会有些收获，抓住了鸟留下一些自己养，其它就卖掉了，虽然我卖力气的跟着，但总是见不到钱的，他偶尔会奖励我一只鸟，也一样会高兴好些天。二哥的生活一直并不顺利，求学不成，人又有些好吃懒做，花钱大手大脚的，好不容易结了婚，过了几年，打跑了媳妇，二婚后好像又离婚了，大舅给找的工作也不好好干，后来被开除了，变成了无业游民，现在在镇上以开三轮车拉客为生，每个月的收入有限，有点钱也会喝酒抽烟的消耗掉，住的房子还是原来翻盖的，并没有什么新气象，守着他母亲一块过了很多年，条件差点，倒也勉强可以生活。二哥有个儿子，我并没有见过，没有考上大学，成年后好像工作也不理想，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和他一块生活。大舅舅母走了以后，二哥对母亲倒是一直比较亲近，每次回去见到了，一定要开车送到大姐家去，再买点吃的喝的，一块热乎乎的唠唠嗑，说说小时候的事，说说现在的事。其实，二哥的内心还是善良的，也许是命不太好，没有混的更好些吧。
   玲子姐是他们家最小的，也是最不听话和结局最不好的，性格用东北话说就是有点虎，小时候倚仗着生活条件好，没少欺负我们家的几个孩子，甚至母亲也被她骂过，嫌弃我们家穷，看不起我家的人，一旦有什么好吃的，玲子姐必然要当着我们面吃的格外的香甜，既是一种蔑视也是一种炫耀，对我们几个示好的行为向来视而不见，说话总是高高在上，动不动就斥责几句，一有点不高兴就抄家伙要打我们，母亲就要我们几个尽量不和她照面，少打交道，避免发生矛盾，影响两家来之不易的和谐关系。玲子姐中学毕业以后就成了无业游民，和社会上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父母的话听不进去，有工作也不正经干，后来结婚了，生了一个女儿，不久离婚，孩子归男方，她自己孑身一人回到老房子住，再后来是信了一个什么教，离家出走，人影不见，女儿也不管，隔几年回来时，已憔悴不堪，老的不像样子了，在家呆了不到半年又不见了，华姐说曾到她家找过她一次，给了点钱就又走了，也不说干啥，也不说去哪，近些年就再也没有她的音信，几个哥姐照顾自己尚且力有不逮，也就没人去费心找她，任她在这世上自生自灭了。
   在我印象里，大舅一直是比较胖的，很富态，身体也壮，说话大声大气的，有领导的气势，退休以后得了糖尿病，身体就一直不太好，在九四年那年去了，据说是得了胃病，在当时的医疗条件来说是没办法医治的，去大医院看家里又没多少钱，所以就一直吃药维持着，但也没坚持多长时间就去了。当时通讯条件不好，我在大学上学，知道这消息的时候已是他走了一段时间以后了，父母亲因为当时已不在东北了，也没参加他的葬礼，只有大姐代表着我们家去送他最后一程。父亲说：一定要记得他，他是你的救命恩人，要是没他当年找来的两支药，也就没有你了。我倒是一直记得他，没有忘记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次病了，自己给自己打针，他那笨拙而有趣的姿势让当年在门缝里偷看到的我开心了很久。

墨羽 · 发表于 2021-7-23 08:53